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系统完善地提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既是对过去几年中乡村振兴政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

目标与措施的统一

早在2005年，我国就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关系方针，到2018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再到此次重申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杜志雄说，“从2018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发布，都可以看到，我们国家一直在着力推进构建新型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并以此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杜志雄认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完善且系统的战略，“有方法，有目标，措施和目的统一在了一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新型关系，其方法，则是工农、城乡之间的互促、互惠、互补、协调发展。”

在操作层面，如何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呢？杜志雄解释道，“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远超字面所体现出来的内容。如工农互促，一般人都会想到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互相促进。但其中可以做、需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从农业角度看，现在的规模化生产、设施农业等，就需要相关高新技术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技术、农业科技、互联网技术等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设施化等，同时，还需要新型农业投入品如肥料、农药、种子等生产和研发的不断的系统化进步，以此适应现代农业绿色和高质量发展之需。举例来说，现在绿色种植发展很快，而要满足绿色种植的需要，就要研发出更多减量高效的化肥，低毒高效的农药，如果没有，我们的制造业就很难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更不用说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

过去数十年，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历程中，乡村更多成为了为城市提供劳动力、原材料以及销售市场的空间，大量农村的人力、物力资源被抽调到城市。造成的结果是，城市化快速推进，乡村却逐渐凋敝。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的难题，重构城乡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杜志雄说，“尽管城市化还在推进，未来还会有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城乡之间不应该、也不会仍旧保持着过去输入和被输入的关系。正如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所定义的，城乡之间是互补互惠的，而不是输入和被输入的。”

怎样的形态是互补互惠？杜志雄解释说，“互补互惠，就是要发挥城乡之间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各自提供对方无法提供的产品、文化等。城市无法提供的，可以由乡村来提供，比如绿色的生态、乡村的文化，乡村无法提供的，则由城市来生产，比如工业化的产品，农业投入品等。两者之间是平等的，也是互补的。”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互补、工农之间的互促关系，已经在逐渐形成，杜志雄介绍，“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研发和提供适应现代农业的产品，比如互联网企业、物流企业等，基本上已经深入到绝大部分乡村之中，而在过去，他们更多集中在城市。再如农业投入品的制造企业，也在不断地研发适合新兴农业生产的产品，这些都是好的现象，可以作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的参照，在未来，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现象，最终形成一体，推动整个城乡之间系统性的进步”。

打破城乡之间的人为割裂

城市和乡村既是不同的空间，也是不同的产业乃至生产方式的所在地。在过去数十年中，乃至今天，城乡之间还是不同的社会关系所在地。

“城市和乡村，作为不同的地理和区域单元，会长期存在”，杜志雄说，“对我们来说，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不是要绝对消弭两者差异，而是打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人为因素导致的割裂。在过去，不管多大的地方，只要定义为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就和乡村有巨大的差异。在今天，这样的差异整体上是在一点点缩小的，但差距仍旧很明显，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拉平两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如果在乡村，我们可以为居民提供和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那么人们在城市生活还是在乡村生活，就成为了一种偏好选择。”

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地方在尝试取消农村户口，或者逐渐将所有的农民转变为市民，杜志雄说，“各地这么做的目的可能各有不同，在长远来看，城乡一体、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个人的角度看，城乡生活在形态上确实有差异，甚至在今天还有差距，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关注乡村振兴，其实就是要考虑怎么去尊重和自己生活空间不同的那部分居民，尊重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关注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的需求。我们都知道人是目的，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事实上，国家提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中，我们也应该呼吁，每一个人，都应该尊重和关照其他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