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研究员主持会议

　　张静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为何社会治理的技术、经费、人员增加，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社会不满不是来自收入和地位低的群体？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重大改变，为什么社会治理近年来问题严重？国家整合能力下降是因，还是果？为什么整合能力下降？干部道德水准有差异，但为何治理呈现系统的效力减弱？

　　回应这些问题，张静教授评论，虽然收入差距、地位固化、外来意识形态争夺等解释提供了启发，但仅仅从社会差别、经济收入差距及地位固化解释不满的由来，难以令人满意，原因在于它的前提假定——社会成员只从经济地位中构成切身利益。这样的解释对另一些重大利益——比如，社会成员实现权益的结构通道——缺乏关注，这一通道可能因为组织关系的变化而消失，从而影响人们的生存质量。

　　张静教授作报告

　　因而，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不满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那么直接，还有一些基础性的因素，作用于将社会差别转化为政治问题。

　　认识这些因素，首先需要回到历史。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社会重组进程，再造了新的组织化关系。在基层社会，个人被组织进生产事业单位中，形成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政府的资源分配格局。单位的功能大大多于单一的经济性，它是处于基层社会中的政府“代理组织”。政府和单位作为两个治理角色，各有分工。政府的角色是资源再分配、制定计划、审批上报、下发指令（文件）；单位的角色是执行政府指令、并实施社会治理、提供局部公共品。

　　这样的角色分工形成了双重治理结构：单位的治理直接面对社会个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客观上，单位承担着连接——将个体纳入（整体）公共体制；协调——处理个体和群体利益的关系；庇护——保护所属成员，降低其生存风险；应责——回应成员需求；代表——传递成员诉求，为其争取利益——几项职能。政府治理则是“通过”单位，间接治理着社会。它的主要职责是确定单位间等级领导关系、平衡单位间关系、协调组织争诉、保护相关组织的利益发展。与单位相比，政府角色的一个重大不同，是对于大众，没有发展出应责和代表职能，因为这两项职能由单位承担。

　　张静教授作报告

　　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上述体系是社会治理得到维系的原因。单位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组织通道，代表单位中的个人争取资源配置，客观上消解了社会矛盾进入公共领域的动力，即使在国家层面发生政治动荡时期，如文革期间，基层秩序也没有全面瓦解，正是由于单位组织的社会政治机能大体存在。可以说，单位在个体和公共之间，作为组织化的应责和代表机构的效能，是国家整合能力存在的组织基础，所以，当时国家整合能力的前提，是单位的治理角色存在。

　　但九十年代中叶开始，由于广泛的社会流动发生，离开典型单位的人数日益增长，单位的经济职能上升，社会职能收缩，而新生的市场组织与传统单位的上述组织职能有不小差异，结果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化通道，能够连接公共制度的个体数量急剧减少，不少人的“组织身份”消失，他们能够依靠的责任组织不再。

　　张静展示了一系列趋势性数据和调研结果，证明这一点。研究发现，近20年中，依靠单位组织解决问题的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大量的社会诉求不得不进入公共领域，迫使人们寻找新的责任组织。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言，有单位比没有单位的人要高8.5倍。这反映了，是否有责任组织可以依靠，会有重大差别。

　　这意味着社会基础层次的利益平衡机制部分瓦解。表现为组织化的利益传递链条中断，提供公共品——处理问题，应责利益，保护局部公正的过程停滞。当越来越多的人随着社会流动，离开原来的组织所属时，“依靠组织解决问题”对他们就失去了意义。对于这样的人而言，个人与公共的制度化关系消失，他们接近公共体系的身份不再，因而法律规定的权益，难以经由组织途径获得实现。如果很多矛盾找不到解决途径，不公正感就会在社会中逐渐积累。这是社会问题政治化的助推器。

　　张静教授指出，组织化通道对于建立社会平等有关键作用。经济差别由能力决定，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善，因而属于可接受的差别，但社会差别个人努力能够施加的影响很小，需要通过公共组织建设加以改善。这些组织“通道”不仅仅指组织出现，更重要的是再建“应责”和“代表”的组织机能，形成面对新社会环境的利益平衡微观机制。

　　讲座结束后，魏后凯研究员进行了点评，与会人员就“基层社会治理效力下降”等议题与张静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

　　互动环节

　　互动环节

　　互动环节

　　论坛现场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简介：

　　“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的双周学术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系列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发所致力于将论坛办成国内外知名学者讨论中国农村发展及相关问题的高端智库平台。

　　报告人简介： 

　　张 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先后在法国国家科学院弗里德曼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德国洪堡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国外学术机构做访问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了《法团主义》、《利益组织化单位》、《基层政权》、《社会冲突的结构性来源》等多部优秀著作。她的新著《社会治理：观念、组织与方法》正在出版中。